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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则臣:北上(节选) 2019-03-14 15:11:10  发布者:丽荣  来源:《十月·长篇小说》2018年第5期

第一部

1901年,北上(一)

很难说他们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,谢平遥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人时,他们已经见过两次。第三次,小波罗坐在城门前的吊篮里,上不着天下不着地,用意大利语对他喊:“哥儿们,行个方便,五文钱的事儿。”城门上两个卫兵用膝盖顶着辘轳把手,挺肚掐腰,一脸坏笑。洋人有钱,尤其那些能在大道上通行的洋人,更有钱,不敲一笔可惜了。他们谈好了价,五文钱。小波罗坐进吊篮升到半空,年长的卫兵对他伸出了另外一只手,五根指头摇摇晃晃。对,五文。小波罗指指地下,刚刚比画好的价钱怎么又变了?他听不懂卫兵的话,卫兵也听不懂他的叽里咕噜的鸟语,但这不妨碍他们交流。年长的卫兵八字须,左手摸一下左边胡子,五指张开,“这是起步价,”右手摸一下右边胡子,五指张开摇晃,“这是咱们大无锡城好风景的观光价。”小波罗把所有衣兜都翻出来给头顶上的两个卫兵看,最后五文了。年轻的卫兵说:

“那你就先坐一会儿,看看咱们大清国的天是怎么黑下来的。”

小波罗开始也无所谓,吊在半空里挺好,平常想登高望远还找不到机会。这会儿视野真是开阔,他有种雄踞人间烟火之上的感觉。繁华的无锡生活在他眼前此次第展开:房屋、河流、道路、野地和远处的山;炊烟从家家户户细碎的瓦片缝里飘摇而出,孩子的哭叫、大人的呵斥与分不清确切方向的几声狗咬;有人走在路上,有船行在水里;再远处,道路与河流纵横交错,规划出一片苍茫的大地。大地在扩展,世界在生长,他就这感觉;他甚至觉得这个世界正在以无锡城为中心向四周蔓延。以无锡城的这个城门为中心,以城门前的这个吊篮为中心,以盘腿坐在吊篮里的他这个意大利人为中心,世界正轰轰烈烈地以他为中心向外扩展和蔓延。很多年前,他和弟弟费德尔在维罗纳的一间高大的石头房子里,每人伸出一根手指,摁住地球仪上意大利版图中的某个点:世界从维罗纳蔓延至整个地球。

他来中国的几个月里,头一回有了一点清晰的方位感。从杭州坐上船,曲曲折折地走,浪大浪小都让人有连绵混沌之感;离开意大利之前,对着一张英国人测绘出的中国地图,研究了半个月才勉强建立起来的空间感,完全错乱了。现在,他觉出了一点意思。

护城河对岸聚着几个孩子对他指指点点,他们犹豫着是否要穿过吊桥来到城门下,看看洋人的辫子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有几个大人从高高瘦瘦的旧房子里走出来,叫孩子回家吃晚饭。墙皮在他们身后卷曲剥落,青苔暗暗往高处生长。小波罗用意大利语向他们借五文钱,他们听不懂;小波罗又用英语借,他们还听不懂;小波罗想起李赞奇教他的几个汉字读音,他对他们大喊:

“钱!”

为了表示借五文,他对他们说:“钱!钱!钱!钱!钱!”

几个大人听到了,但他们拎着自家孩子的耳朵,一路小跑消失在青砖黛瓦的老房子里,好像小波罗是要打劫。

有人家的门窗里透出灯光,傍晚从天上缓慢降临。两个卫兵已经不指望另外五个铜板了,但离换班时间尚早,吊着个洋鬼子也挺好玩。年纪大的在指点年轻的抽烟斗,告诉他一天里的哪个时辰烟油最香,多抽一口等于多做一会儿神仙。小波罗开始着急,昏暗从遥远处大兵压境,世界在急剧萎缩、变小,很快就将收缩到他的脚下,他突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。别人有来处也有归处,他却孤悬异乡,吊在半空里憋着一膀胱的尿。远处走过来一个穿长衫的瘦长男人。管不了了,他的意大利语脱口而出:

“哥儿们,行个方便,五文钱的事儿。”

借傍晚最后的光,他看见那人的耳朵动了动。

应该就是这家伙了。锡蓝客栈在城里,没那么多洋人必须这个时候过城门。

小波罗又用英语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。谢平遥对他举起了手,谢平遥说:“OK.”

小波罗开始上升。到最高处,他想停下来再看一眼,心情好了没准世界重新开阔起来,但两个卫兵把他从吊篮里拽了出来。他们还得把谢平遥也吊上来。自己人也付十文,年长的卫兵有点过意不去,但价码抬上去了,当着洋鬼子面不好降,只好歉疚地找补,没话找话,最近风声紧,所以城门关得早。年轻的接茬,我爬城头上一年零三个月了,哪天不紧?老的给他一个白眼,天彻底黑下来。城头上四个角点起火把。卫兵让他们快走,眼看巡城的头儿就来了。他们动手拆那个简易的绞盘架。这是城门守卫的外快,谁当值归谁。一年到头竖在风雨里,不容易。当官的也明白,睁一眼闭一眼,别在巡城时找不痛快就行。

借用完卫兵们的马桶,两人一起下城楼。小波罗一个台阶一声谢,非要请谢平遥吃饭。谢平遥也不客气,跟着他走。快到客栈,小波罗一拍脑袋,只顾走路,忘了问谢平遥来此地寻人还是公干,别误了大事。谢平遥答:

“寻人。”

“谁?”

“你。”

“我就知道。”小波罗一把抱住谢平遥,“看第一眼我就知道你肯定姓谢。我跟李等你几天了。”

锡蓝客栈二楼最东边的客房里,他们俩见到躺在病床上的李赞奇。

在每天一封的电报里,他一再跟谢平遥说,饱受腿伤之苦,实在不堪长途劳顿,务请老弟出山,切切。看上去的确受了腿伤拖累,李赞奇跟十年前他们分别时比,颧骨高了,发际线大踏步后撤,前额的头发根本用不着剃,辫子也细成了老鼠尾巴。客栈的布草以印花蓝布为主,床单、被罩、枕套、枕巾和桌布皆由本地著名的陆义茂染坊出品,蓝布上饰以白色的莲藕、菱角和春笋。李赞奇淹没在一堆江南蓝白相间的风物里,更显憔悴深重,人小了一号,只有脑门和眼睛变大了。谢平遥掀开薄被子一角,李赞奇的右腿打着夹板,外面紧缠了几层布,的确是伤了。最近一封电报里,李赞奇跟他说,走不动了,锡蓝客栈见吧。

李赞奇的腿在苏州就伤了。小波罗要看拙政园,船到附近码头,登岸时小波罗没踩稳,从台阶上摔下来,一屁股坐到身后李赞奇腿上。李赞奇正侧身上台阶,听见细碎的一声咔嚓,右腿酸疼了一下。当时没当回事,陪着小波罗游了园,兼当解说和翻译,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回到客栈发现,右边小腿成了全身最胖的地方,脚面都肿起来。怪不得一路都怀疑自己穿错了鞋,右脚这一只突然小了。就这样他也没在意,找大夫用了点药,继续陪同小波罗在姑苏的水道里穿行。再去看大夫,老先生说,你想截肢吗?李赞奇才上了心,知道北上之路走不下去了。他想到了谢平遥。

他们曾是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翻译馆的同事,李赞奇专业是意大利语,谢平遥是英语,上班时各干各的,闷头翻书或者随同长官和洋人口译,下了班才混在一起。当时都是小伙子,光杆一个,没事就在虹口或者黄浦江边找一家小馆子喝茶斗酒。为大清朝和天下事,高兴了喝,不高兴了也喝。喝到位了,根本不管酒保再三提醒的莫谈国是,敞开了数点朝政和国际事务;喝大了,辩论至激愤处,免不了热血上头也动手,反正谢平遥给过李赞奇几记老拳。常去的酒馆为安全起见,干脆给他们设了专属雅间,跟其他房间隔着一间库房,以免隔墙有耳。

谢平遥是打酒伙的团体里的小兄弟,那个时代的愤怒青年,不谈政治会死。每天向李赞奇问意大利的事,问搞法语的老夏法兰西新闻,问专治俄语的老庞老毛子最近又有什么动静。他的兴趣不在翻译,整天枯坐在翻译馆里看那些曲里拐弯的旧文章,受不了,尽管他的专业极好,他更想干点实实在在的事。李赞奇还记得这个小兄弟喝多了就说,大丈夫当身体力行,寻访救国图存之道,安能躲进书斋,每日靠异国的旧文章和花边新闻驱遣光阴。说多了大家也就姑且一听。不想某日,酒馆里突然安静下来,才发现谢平遥不见了。他去了漕运总督府,那里缺个翻译。

漕,水转谷也。宋元以降,漕船千万,沿运河北上,源源不断地把江南鱼米输送到北方京城。那里的帝王将相和百万戍边兵士每天张着嘴要饭吃。吃饭是大事,运粮也就是大事,管运粮的当然也是大事;那时候的大事都甩不开外国人,他们对漕运也要插一手,会说洋话的人不够用了。漕运总督府跟李鸿章大人打了招呼,李大人对江南制造总局咳嗽一声,着翻译馆立办。翻译馆不是肥缺,去漕运总督府也不是美差,还要从大上海去到苏北小城,相当于流放。吃英语饭的一拨译员被召集到一块儿,一个个都低下头。长官问,真没有?谢平遥站起来。

“为什么想去?”

“干点实事。”

座下同仁哄笑。当此之世,还有比“干点实事”更可笑的么?如果说大清朝的确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干点实事,那也肯定不是漕运总督府。水过济宁,地势一路走高,河床上去了水上不去,河道干得可以跑马,整个漕运眼见着就黄,总督府显然也活不了几天。这时候去那里,等于水往高处走,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。在上头允许谢平遥“慎重考虑”的两天里,一直器重他的上司去看他,一杯凉茶都端热了,反复给他论述国家和个人的前途之可能,末了问,还去吗?谢平遥说,去。上司长叹一声,也罢,世道如此,在哪都是浪费,换个地方浪费没准就有戏了呢。

谢平遥收拾行装,星夜赶往淮安。路远水长,搭车,步行,大船,小船,还蹭过放排人的竹筏子。到了淮安的那天早上,痛痛快快吃了两大碗当地著名的长鱼面,然后一身热乎劲儿去衙门报到。刚开始几年,他庆幸自己来对了地方:有事干,有大事干。洋人知道漕运对于大清国的意义,租界他们圈了,沿海港口他们占了,内陆水道也想要。一条长河肯定是拿不下,但在这河道里塞点自己的东西总是可以的:我的人你得让我走,我的货你得让我运,我要沿河来来回回跑,没事别随便拦着;税少收点,尤其通关时候;载我大英、大意、大奥匈、大荷兰、大法国、大俄罗斯等帝国货物的船,务必要保证最快过闸;地球自西向东转,咱们西方人的时间可耽误不起。谢平遥要干的就是这些,跟着长官和他们谈。翻译的时候他比长官都急,长官表达不到位的意思,他用英语给补足了;洋人闪闪烁烁的话,他给彻底地翻出来,让大人们听着刺耳难受。他的翻译让谈判和交流变得更加有效,三下五除二直奔结果;时间明显缩短了,但也让衙门里的大人和洋鬼子经常莫名地光火。

关于这一点,谢平遥和李赞奇在日常通信中讨论过,究竟何为翻译的伦理。该直译还是意译?在翻译中是否可以补足与完善?谢平遥坚持终极意义上的有效表达最重要。李赞奇不同意越俎代庖,什么叫有效表达?是你的有效表达还是被译者的有效表达?谢平遥写了一封长信跟他理论:你都不知道洋人是多么傲慢和贪婪,他们西方人的时间耽误不起,咱们的时间就耗得起?他们船在咱们水里走,凭什么他们说了算?大船小船、帆船机帆船小火轮都是船,凭什么挂了个洋国旗就可以插队加塞?上帝来到人间,也讲不出这个道理。你也不知道咱们衙门里的这帮窝囊废有多卑微和怯懦,洋鬼子嗓门大一点,他们腰杆就弯下去几度;幸亏没遇上个唱美声的,要不脑袋真要夹进裤裆里了。洋鬼子拍一下桌子,他们能直接尿出来。我要一板一眼照着大人们的意思译,咱们的运河上早就飘满了万国旗。

李赞奇提醒他,长此以往,这活儿干不久。果然,第四年刚过了两个月零三天,顶头上司接上面指示,要对谢平遥委以重任:造船厂更需要他。漕运总督管着文武官员近三百号,还有仓储、造船和卫漕兵丁两万余人;漕运总督部院下辖的造船厂好多家,最大的位于清江浦,距衙门二十里路,谢平遥被派到的就是这里。船厂大,造船上就有点想法,请了几个外国专家对漕船做些现代化的改进,需要翻译人员跟着,保证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。到了清江浦,谢平遥才明白,哪里是重用,分明是发配,他被打发到了一个更无意义的位置上。

漕运到了这一天,稍微懂行的都知道没戏了,只是宣判死刑早一点晚一点而已。造船厂也没了劲头,几副漕船的骨架戳在巨大的厂房里,几个月无人问津。因为靠近河边,禽鸟纷纷落户船舱,有一回谢平遥去厂房,对一艘烂尾的漕船狠出了一拳,两只野鸡擦着他的耳朵扑棱棱飞出来。船厂从上到下百无聊赖,唯一进步的技艺是麻将,外国专家都能把这项中国传统娱乐玩得很溜,完全不需要翻译。谢平遥成了一个打麻将都靠不上边的翻译。浑浑噩噩待了一阵子,京城传来消息,有个叫康有为的,发动了十八省千余号举人,联名上书。这是个大动作,不知道真假。但从此他就开始关注这个康有为,和李赞奇等朋友通信,话题也多半离不开这个人。

三年后,他从来淮巡察的京城官员那里得知,京城变法了,领头果然是那个姓康的,还有他的弟子梁启超。这消息让他着实兴奋了一些时候,尽管他一直不喜欢报纸上印出来的康南海照片,胡子的造型让他有说不出的别扭。他给李赞奇写信:真想去京城看看,见证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。李赞奇回信波澜不惊:老弟,矜持点,伟大的时代不是煮熟的鸡蛋,剥了壳就能白白胖胖地蹦出来。又被李赞奇的乌鸦嘴说中了。再次得到变法的消息,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杨深秀、康广仁已经被推到菜市口砍了,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通缉令也沿运河贴了一路。不知道他们躲到了哪里。谢平遥为康梁的安危很是担心了一阵子,整个人七上八下地悬着,好像自己也成了在逃犯,生活总也落不了地。好在造船厂旁边有家面馆,隔三岔五早上去吃碗面,热乎乎地下了肚,这一天才能稍稍踏实一点。但饭量明显小了,老板娘亲自下厨做的正宗长鱼面,也只吃得下一碗。

造船厂有官员就有等级,有等级就是个衙门,衙门里所有的规矩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守。比如,就算屁事没有,大家也都装模作样地上下班。就是打麻将、推牌九,也要去衙门里打,在衙门里推,这是恪尽职守;把牌桌搬回家打,那是渎职。除此之外,就是为虚空中的利益和官阶钩心斗角。所有人都知道漕运日薄西山,造船厂也行将就木,一个个也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另谋生路和前程,但见到肉丁大的好处还是攥死了不撒手。造船厂里除了上头下来的各种旨意和命令,基本上与世隔绝,依着某种惯性的形式主义在运转。谢平遥时常有悲凉的沦陷感,仿佛内心里长满了齐腰高的荒草,他觉得自己正一寸寸沦陷在丧失了切肤之痛的抽象生活里。

等灾民三五成群沿运河南下,谢平遥才知道天下又出大事了。华北旱灾。等他在运河边看到更多灾民顺水而下,更有一贫如洗的灾民船都坐不起,挈妇将雏沿着河边蹒跚而过,义和拳的红衣黄衫已经飘满北中国,灭洋扶清,见洋人就杀,然后啸聚北京,剑指皇城。接着八国联军入京,烧杀抢掠,皇太后和今上狼狈出逃;然后义和团被镇压。从京城到清江浦,千里不止,消息总要滞后一些时日,但一切都顺延,倒也无妨,每一条旧闻按顺序来到,也都是新闻,谢平遥无须竖起耳朵,就在码头边坐着,渔阳鼙鼓动地来,天下是真乱了。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,谢平遥还没来及理出个头绪,李赞奇电报到了。

李赞奇的意思是,待不住别硬待,该动就动起来。在谢平遥看来,李赞奇举手投足满满的大哥范儿,你把屋顶掀了,他照样稳坐如泰山;但就这个稳重到总要慢半拍的人,前两年也从翻译馆出来了,在上海《中西画报》做主笔,专写欧美的新鲜事,让中国人看看一个真实的海外世界。这给了谢平遥鼓励,几封电报后,他跟妻子商量过,决定离开造船厂,来接替伤了腿的李赞奇。还是在一个吃了两碗长鱼面的上午,他给上头递交了辞呈。两碗面吃下去,胀得想吐,他憋着。这是个仪式,新生活开始了。

“感觉此人如何?”

“不坏,有点没正形。”

“是个乐天派。”李赞奇说,“毛病是啰唆,偶尔有点小任性。”

“领教过了。在他坐进吊篮之前,就在街市上遇过两次。”

上午谢平遥到的无锡。下了船在街巷里乱走,打听锡蓝客栈在哪儿,竟没人知道。他也不急,天尚早,无锡头一回来,边看边找,睡觉前落脚到客栈就行。运河穿过无锡和淮阴,但两处的风物大不相同。无锡的水更多,支支汊汊,阳光都带着潮气,街巷的石板路长满青苔。无锡人说话好像只有舌尖在干活,弹动翻卷,那些清细娇糯的声音像受惊的鸟,迅速擦过他耳边,抓不住。交流上有障碍,他就多看少说,能不开口就不开口。中午走饿了,找家面馆坐下,斜对面是个洋人。开始真没在意,那洋人穿着中国的长袍马褂,头上还续了根假辫子,不出声就跟随便一个中国男人没两样。但那洋人出声了,要辣椒,他不会说辣椒,也知道说外语店小二听不懂,就把筷子往醋瓶子里挑一挑,放到碗里搅拌一番,再把沾满汤水的筷子放嘴里吮,做出抓耳挠腮、脑门冒汗的样子,嘴里呜啦呜啦地叫。为表示并不惧辣,他把假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两圈,英勇地撇撇嘴。店小二看明白了,周围的人都看明白了,洋人好不得意,学旁边的中年男人,右脚一拎,踩到了长条板凳上,侧身半个屁股支撑住身体。这一套中国式动作相当地道。

辣椒上来,洋人挑了一大筷头放面里,呼噜呼噜地吃,头发里直往外冒热气。谢平遥也要了辣椒,以他的重口味,这个辣度也相当过硬。

下午再遇到小波罗,是在泰伯桥边的茶馆。谢平遥从南长街走到清名桥,有点累,在桥头石阶上坐下,远望一片冒烟的街巷,问当地人,说在烧窑。多年前读过两句诗,记不清谁写的,“城南一望满窑烟,砖瓦烧来几百年”,好像说的就是这里。谢平遥捶捶脚背,起身往窑烟处走。随着河道绕,就来到泰伯桥上。桥边有临街茶馆,像吊脚楼一样伸出一个宽阔的平台,吃面的洋人斜倚着美人靠,正端着盖碗茶杯在喝茶,喝一口闭上眼,摇头晃脑地品味。这种装模作样的动作谢平遥不喜欢。这些年见了不少洋鬼子,真傻的有,大智若愚的有,懵懵懂懂的有,这些都不讨厌,看不上的就是那些装模作样的:要么刻意做出亲民的姿态,谦卑地与中国人同欢笑、骨子里头却傲慢和偏见得令人发指;要么特地模仿中国人的趣味和陋习,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,让你在他的模仿中照见自己,曲折地鄙视和取笑你;还有就是小波罗这号人,一个观众没有,也一脸入戏的销魂表情。因为看不上眼,反倒多看了一会儿。河道里船只往来如梭,卖布的,运丝的,贩菜的,拉砖的,赶路的,送客的;还有一支送亲归来的船队,每一支橹上都系着红绸布,喝红了脸的男人跟水边洗衣的妇人唱酸曲,被泼了一脖子水。小波罗看着运河里的热闹咧开嘴大笑,笑完了继续喝茶。茶水喝光后,他把茶叶一片片捞出来,摊在美人靠上数。

在后来沿运河北上的时光里,谢平遥发现小波罗一直保持着数茶叶的习惯:要么是喝的时候数,看茶叶缓慢舒展开来,最后沉下去;要么喝过后捞出来数。他喜欢喝中国茶的感觉,茶叶在碗里飘飘悠悠,那感觉差不多就是地老天荒吧。但这个细节在当时,被谢平遥归为了外国人的矫情。李赞奇问他对小波罗的感觉,他的回答已经相当节制了:人不坏,有点没正形。

李赞奇表示同意。这家伙的确跟别的洋人不一样,中国人都未必能跟他吃到一个锅里。一个意大利人,吃点面就行了,他不,非要吃中国米饭和烧饼,还得顿顿辣椒。筷子都夹不稳,但坚持不用刀叉,说中国人才文明,吃饭用的是竹木,不像他们欧美人,上饭桌就手持一堆凶器。

“忍忍吧,”李赞奇说,“总比天天逼着你跟他一块儿吃西餐好吧。”

“你们在说啥?”小波罗用意大利语问李赞奇,“是中国的悄悄话么?”

“我们在说你的衣服很好看。”李赞奇说,“迪马克先生,从今天起,你得说英语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,谢先生,这就改。”小波罗改成了英语,“谢谢你们夸我衣服好看,我的辫子不好看吗?”

“好看好看,”谢平遥说,“比我们的好看多了。”

“那当然。假的再做得不如真的好看,那做假还有什么意义呢?”小波罗把假辫子揪下来,捧在手里给他们俩看。油黑挺拔,比谢平遥和李赞奇两个人的辫子捆在一起还粗壮。

谢平遥撇撇嘴,用汉语对李赞奇说:“这么饶舌,真怕受不了。”

“若是不痛快,”李赞奇压低声音,也用汉语说,“价就往高里要。他们喜欢一锤子买卖。”

“你们又背着我说什么呢?”

“赞奇兄问我,迪马克先生是不是很帅。”

“谢谢。”小波罗在床前鞠了个躬,“要是眼窝浅一点,鼻梁再低一些,头发不那么卷,我会更帅。”

第二天他们离开无锡城,往常州方向走。他们,小波罗、谢平遥和邵常来。李赞奇留在锡蓝客栈,还得再养几天。拄着拐能动了,自己坐船回上海,回杭州也行,他老家在萧山。邵常来是小波罗在杭州雇的随从,二十八岁,个儿不高,但长了一副好肩膀,做过多年挑夫,是在杭州谋生的挑夫中的一员。四川男人天生能做一手好菜,所以又兼了厨子。照李赞奇的说法,以小波罗偏僻的爱好,很可能邵常来首先是当厨子来雇的,顺带做挑夫。作为厨子水平如何,谢平遥不清楚,来不及吃他做的饭菜。昨晚到客栈,陪着李赞奇在病床前聊到半夜,就着三五个小菜,喝了两壶酒;兄弟多年不见,必须喝到位才行。菜倒是邵常来出门买的,猪头肉、芦蒿炒香干、熏鱼、酱骨头、凉拌麻辣面筋、油炸花生米。加上小波罗和邵常来,四个人两斤烧酒。邵常来要收拾行李,地位上也算下人,意思一下就算了;小波罗跟着起哄,要“深刻体验”一下中国白酒,刚二两就趴在八仙桌上睡着了。今早就出发,小波罗要吃最后一顿小笼包。谢平遥把李赞奇也搀到客栈旁边的早点铺,鲜肉和虾仁馅各来一份,佐以紫菜蛋花汤,汤汤水水下肚,浑身通泰。

做挑夫,谢平遥觉得邵常来绝对够格。小波罗一个人的穿戴行头就装满了两只箱子,还有他带的各种测量水文的仪器、罗盘、柯达相机、一把防身的勃朗宁手枪和一把毛瑟枪、一路上要看的书和资料、写作需要的墨水和纸笔、一根哥萨克马鞭、茶叶,以及喝功夫茶的全套茶壶和杯子。此外还有邵常来自己的一点行装和小零碎,一堆大小不同的箱子和包裹,多得像搬家。邵常来条分缕析地分置在扁担两头,下蹲的时候,左右肩膀上两块磨出老茧的肌肉奔突两下,轻轻一声咳,所有家当应声而起。从侧后方看过去,一堆移动的行李中只剩下邵常来的一颗头。谢平遥的柳条箱自己拎着,他担心邵常来挑不起那个担子,一根草他都不忍再加。看来他过虑了。

邵常来挑着行李,步子迈得小,速度却挺快。谢平遥拎着箱子,肩膀上还有一个包袱,装着随身用的杂物。小波罗空身人,只拎着一根拐杖,拐杖通体紫红,像红木质料,其实外壳是钢铁做的,掌心握住的地方镶了一块乳白色的东西,小波罗说是象牙,谢平遥辨不出真假,但漂亮是没得说,漂亮得更像一个摆设。三个人出了客栈,沿潮湿的青砖石板路去往城外码头。李赞奇拄着拐站在锡蓝门口,空出一只手对他们挥。

上船时谢平遥发现多了两桶水,邵常来托人从惠山买来的,提前送上了船。都说第二泉的水好。苏东坡路过无锡,也专程去尝尝,“独携天上小团月,来试人间第二泉”。买来烧开了给迪马克先生泡茶。这两桶水让谢平遥心生一点小温暖,长路漫漫,有同伴如此,此行应该不会让人太过煎熬。

船在苏州就租下的,先行一个月,租期满了看双方意愿,再定是否续租。船老大是苏州人,姓夏,带着两个徒弟当帮手,师徒三人轮流值班,撑篙、掌舵、划桨、摇橹、守帆,行程紧急可以日夜兼程。

因为李赞奇的腿伤和等候谢平遥,北上的行程耽搁了几天,上了船,小波罗让谢平遥转告船家,帆涨满,桨抡圆,把时间追回来。小波罗此行专为考察运河来中国,决意从南到北顺水走一遍,时间紧,任务重。在漕运总督府公干的几年里,谢平遥接待过好几拨研究运河的外国专家,不过都是局部陪同,近的带他们去看清江闸、黄河与运河的交错处、洪泽湖的防洪大堤,远的到扬州,见识一下邵伯闸。此外就是给他们的衣食起居、吃喝拉撒提供翻译。一个个打扮得倒挺体面,西装革履,有的还穿燕尾服,从河边回到驿馆,腐朽起来跟衙门里的大人不相上下。有个英国来的大肚子老头,脱下高筒靴里的臭袜子让谢平遥洗,谢平遥说,您稍等,转身走了。还有一个荷兰来的先生,可能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去惯了,在驿馆里悄悄问谢平遥,能不能介绍个便宜点的中国女人,最好长得漂亮,脚又很小。谢平遥用汉语送他一句国骂。他问啥意思,谢平遥说,问候您母亲呢。红头发先生说,这种时候还问候母亲,让人怪不好意思的。由此,谢平遥对这些公派考察的外国专家,跟对衙门里名为视察实为游山玩水搞形式主义的大人们一样,提不起兴趣。

但是李赞奇说,这个小波罗不一样,自己掏腰包,不标榜什么专家,纯粹是好这口。此人生长在离威尼斯不远的小城维罗纳,就是朱丽叶的老家,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个朱丽叶。喜欢水,没少跟父亲去威尼斯。老迪马克先生早先是个做鞋的,做鞋做发了,成了个工厂主,业大了求发展,在威尼斯买了几条两头翘的游船贡多拉,雇人在运河里一年到头摇。老迪马克的工作主要是坐船和乘车,维罗纳、威尼斯两头跑收钱。小波罗从小跟父亲去威尼斯,对潟湖、运河颇有些心得,威尼斯周围大大小小的岛屿全跑遍了。著名的马可·波罗在威尼斯待过多年,小波罗少年时代就尊他为偶像;小波罗原名Paolo Di Marco,保罗·迪马克,为了向偶像致敬,又不至于背叛祖宗,默许别人微调一下,叫他Polo Marco,波罗·马可,所以李赞奇叫他小波罗。偶像在元代来到中国,待了十七年,深得忽必烈的赏识;第二次出访是下江南,从大都沿运河南下,抵达杭州,再由杭州向南,翻山越岭,穿涉峡谷,到了福州和泉州。小波罗要逆流而上,把运河走一趟,好好看一看偶像战斗过的地方。

三月的江南春天已盛。从无锡到常州,两岸柳绿桃红,杏花已经开败,连绵锦簇的梨花刚刚开始。河堤上青草蔓生,还要一直绿到镇江去。小波罗坐在船头甲板上,一张方桌,一把竹椅,迎风喝茶。一壶碧螺春喝完,第二泡才第一杯,脖子上已经冒了一层细汗。“通了,通了。”他用英语跟谢平遥说。谢平遥纠正他,是“透了”。中国人谈茶,叫喝透了。

谢平遥坐在旁边另一把竹椅上,手里一卷《人类公理》,在常州一家书坊淘来的。小楷恭录的手抄本,老板卖了个大价钱。此前他在朋友那里听过此书,据说是南海先生所作。没署名,他不敢贸然确认,单看文风与思辨,倒是和他在报章上零星读过的康有为文章有几分像。小波罗在常州倒是没花多少时间,到青果巷转了一圈,水果、小吃,能进嘴的都尝了一遍。听说城外有一家天主堂,独自一人去了,不让谢平遥陪。他想一个人走走。谢平遥担心出岔子,给他写了几张纸条,一旦遇到麻烦,问个路什么的,可以把纸条递给人看。谢平遥就陪邵常来找地方兑现金,三个人的日常花销用。他们带了银锭、墨西哥鹰洋和一张银票,票号里收了墨西哥鹰洋。这东西少,稀罕。兑过钱,邵常来去采买吃食,谢平遥抽空逛了书坊,还买了两盒著名的龙泉印泥。他回到船上,小波罗也回来了。天主堂如何,见到了谁,小波罗没说,但看他表情,谢平遥知道可能白跑一趟,更无须问了。

船离了常州,人声渐稀。运河里往来船只也不少,但像泊在码头上那种邻居的感觉就没了,迎面和前后船赶超时打个招呼,只是过路人匆匆的热情了。再走出十几里,连挥一下手的愿望也消失了。春光再好,一路单调地繁华下去也会熟视无睹。也有并驾齐驱一阵的小船,那是为了看清外国人到底长什么样。这种时候小波罗很配合,各种搞怪,一会儿斜眉吊眼,一会儿怒目金刚,还做出罗马勇士的动作来。谢平遥懒得看他笑话,翻两页书,扫几眼景,慢慢人就出了神,从书本和风景中游离出去。

他对河道和野地不陌生。这几年他就在大河边,造船厂在一片野地里。就算在漕运衙门,骑马半个时辰也可以跑到荒无人烟处,但他多年来从未得到过如此开阔的放松。若人的内心里也有一双眼,那他的这双眼一直雾障重重。总觉得眼前事一件堆着一件,心里的疙瘩一个摞着一个,事究竟有哪些,疙瘩到底是什么,不重要,也弄不清楚,他只是感到憋屈。现在知道了,他其实在持久地渴望一种开阔的新生活,但无法从惯性里连根拔起。尽管他并不清楚何种生活才算开阔。他跟那个决绝地离开翻译馆的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比,犹疑了,怯懦了,也涣散了,懈怠了。所以,他要感谢老大哥李赞奇。李赞奇十二道金牌催命电报,逼他做了决定。

河水溅上船,湿了他的鞋。调整风帆的老夏爬在桅杆上,提醒他收回右脚。谢平遥对他作个揖,伸直腿,一脚蹬进了运河里。老夏在高处大笑。他也笑,把竹椅子移到甲板边,另一只脚也伸进水里。在运河边生活几年,从没在这个时候把脚伸进过水里。怕冷?也不是,就是没干过。如果他是个跑船的呢?他突然醒悟,老夏并非笑他天真任性,而是笑他湿个脚没屁大的事也如此隆重。小波罗此刻喝着茶,专心看地图,指着一个点对谢平遥招手:

“扬州!扬州!马可·波罗的扬州!”

“早呢,”谢平遥脚收回甲板,脱掉鞋袜把水拧干。风吹过湿的脚,像有凉丝丝的手在来回抚摸。“过了镇江才是扬州。”

过了镇江,才是马可·波罗待过的扬州。

“波罗说他在扬州做过总管。总管在你们国家是多大的官?”

“除了他自己,没人知道他做过扬州总管。一部史书都没提过。”

小波罗耸耸肩,“那是你们识字的人太少。”

谢平遥耸了耸肩。他慢慢就发现,尽管小波罗无比热爱中国文化和风物,但欧洲人傲慢和优越感的小尾巴总是夹不紧,一不留心就露出来。他还是更愿意相信他们自己的出处。当然他也会尽力克制,方式之一就是拿出自己的牛皮封面的本子,哗啦啦写上一阵。上好的小牛皮包装,打开牛皮小带扣,纸微黄,意大利产。用一只派克钢笔,小波罗随时会对运河做记录。有新发现、新想法,也会跟邵常来比画,帮他到行李箱里取本子和笔。他理想的写作方式是用中国的纸笔,但他不会拿毛笔,更搞不懂宣纸上墨汁晕染的规律,而用毛笔写曲里拐弯的意大利字母,自己都会被绕晕。船上又动荡,根本下不了笔。由此他又夸赞中国人,就是气派有范儿,写个字都得笔墨纸砚全套伺候,真排场。做运河的田野调查记录,他要求谢平遥不离左右,很多中英文词汇之间的转换和表达经常脱节,关键时候得谢平遥帮一把。他有意外之喜,这个翻译竟跟运河有如此瓜葛,上到漕运总督府里有关运河的大政方略,下到河边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经验,谢平遥简直就是部运河百科全书。

他把谢平遥慷慨地称作“贵人”。他从邵常来那里现学现卖来的这个中国式说法。邵常来在杭州日子过得相当紧巴,那段时间活儿出奇的少,每天在武林门码头抱着扁担空杵着,经常从早到晚腿站抽筋了,还等不来一个客人。那天邵常来因为饿得头晕胆子才大起来,第一个冲到船头,扁担上的钩子钩住了行李,才发现客人是个洋鬼子。他对洋人没好感。老家那边有不少传教士,一等乡亲们干完活儿,就把他们召集起来,关在教堂里念奇怪的经文。听说像唐僧念紧箍咒,也可能是放洋蛊,反正鬼鬼祟祟。还给他们发颜色怪异的各种药丸。有人说那些高鼻深眼的家伙跟咱们不是一个人类,对他们来说,中国人最适合做药引子。他有点信。自从洋教士来到他们那里,经常有小孩和妇女的眼睛、心肝被挖掉。但邵常来那天顾不上了,吃上一顿晚饭更要紧。他挑起行李就跑,价钱都没谈。这给了小波罗第一个好印象。他来中国有阵子了,单上海就待了大半个月。耗他时间最多的,除了办外务护照和各种在中国通行的手续,在各个效率低下的衙门机关颠三倒四地反复跑,就是买东西。除非中国人要多少钱你给多少,否则讨价还价没完没了;不还价又不行,一个银洋能解决的事,他们张口就要你八个十个。这挑夫爽快。看上邵常来的第二个原因,是他把小波罗和李赞奇送到客栈后,带他们去了一个四川菜馆。那家馆子偏僻,一般杭州人都找不到,但菜不错,小波罗吃得咝咝啦啦一身大汗,直叫好。邵常来看出来,该洋鬼子对辣椒的鉴赏力也就是个初级水平。蹭了一顿饱饭,饭后醉上头,邵常来胆子更大了,让李赞奇翻译给小波罗,有好食材,他的手艺绝不比这馆子差。小波罗说好啊,要知道红勤酒好不好,必须亲口尝一尝,你到后厨去,钱我来付。邵常来也不客气,唰唰唰,牛刀小试,一盘麻婆豆腐上了桌。麻、辣、嫩、烫,小波罗差点把舌头都咽到肚子里,比刚刚要的那份好吃两倍半。吃到半截,小波罗问:

“愿意跟我们走不?”

“意大利?太偏了,不去。”

“北京。”李赞奇说。

“皇帝待的地方?我得想想。”

小波罗掏出一锭银子,啪一声拍在饭桌上。

邵常来瞳孔立马放大,“去!我去还不行?”

按照口头的约定,这一路到北京是个大买卖,挣到的银子回老家买块地,娶个老婆生个娃,都不是问题。就这么定了。邵常来觉得自己走了狗屎运,扑通跪到饭桌前,“小人给洋大人磕头了。您是我的贵人!”又给李赞奇磕,“李大人您也是小的贵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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